倪貴榮教授個人網頁

原載中國時報，98年12月17日，A18版

地方選舉過後，執政黨得票率下降，部份原因歸咎於政府進一步開放美國牛肉進口所引發的民怨。選前政府面對反彈聲浪，堅稱開放措施符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(OIE)的國際標準；另強調台美議定書不容動搖，反對將明文禁止特定部位輸入的條文，列入食品衛生管理法之修正內容，而傾向以三管五卡措施，使業者難以進口具爭議之內臟、絞肉等。其實，台美議定書的基調就是按OIE建議的貿易標準而行：因OIE將美國列為風險已控制區，按其最新修正之陸生動物衛生法典的建議，屠宰時，肉齡三十個月以下的牛肉，包括牛腦、眼、頭骨和脊柱，是可貿易的；三十個月以上的前述部位，則不得貿易。

        OIE標準的制定，應該也是基於科學證據和風險評估，但並非零風險。它是一個供會員實施相關措施的基準(benchmark)，而且因為是建議，所以原本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力，所以即令是身為會員的我國亦無必須遵守的義務。然而，WTO的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(SPS協定)要求會員，必須以包括OIE等在內的國際標準，做為管制措施之基礎。此外，若完全符合該國際標準，則發生推定與WTO義務一致的效力，所以採行OIE的標準，在被控訴違反貿易規範的可能性，即相當低。當然，OIE標準的正當性亦非無爭執空間，但由於WTO協定的規定，使其法律效力大幅提昇。

       所以，我政府既然宣稱開放措施係符合國際標準。三十個月以下的牛肉，包括牛腦、眼、頭骨和脊柱，理應就是安全或是可忽略的風險，即應開放。卻欲利用三管五卡的權變手段，使之實質上無法進口，實難謂我國的作法，係按照國際間正常的遊戲規則來運作，也難怪美國農業部與貿易代表署曾聯名發表關切的聲明。

        WTO其實承認會員具有決定適當的保護國民健康水平的權利，可採取高於國際標準的措施，但必須提出科學證據和風險評估，或者可「暫時性」的實行貿易管制措施。在文明國家，保護水平的決定是在評估風險後，風險管理決策的一環，通常需要民眾的參與，經過長期的溝通、以凝聚國民共識。

今因選後政治風向的轉變，「明文禁止特定部位輸入」的「境外阻絕」條文，似乎變成「政治正確」；我們發現我國的保護水平，可以在欠缺完整專業評估和充分溝通下，由原本高於國際的保護水平(只允許無骨牛肉進口)，降低至與國際標準一致(開放帶骨牛肉及內臟等)，然後又立刻反彈至三管五卡，再因選舉因素，又準備進一步升高保護水平(禁止帶骨牛肉以外的部位進口)。在如此短的期間，竟然可以發生如此劇烈的保護水平變動，真令人嘆為觀止。這到底是專業和科學證據的考量，還是政治操作和算計的結果，實耐人尋味。又試問，我們最終明文禁止所謂高風險部位進口，我們具體的科學依據為何？是不是等到老美施加壓力後，我們又只好再降低保護水平？

        一般民眾無法真正理解那些牛肉部位的風險如何，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以及反對黨，不能以國民健康議題換取各自的政治利益，這是不道德的。我們需要確定的是，究竟在面臨美國牛肉叩關時，我國適當的保護水平如何、為何要採取此保護水平、以及決定高於國際標準水平的專業基礎何在；如確定要採取高於國際標準的措施，即必須積極尋求科學證據的支持；若提不出有效的科學證據，則需面臨WTO規範的檢驗。